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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的野百合学长们

关于我的野百合学长们

每一滴水,都对于即将倾盆的暴雨有所贡献。然而在每一场大雨后,我们总是都看不清水滴的面目。

H与Y之前因为对V父亲的评价,而笔战了起来。就某个角度来说,让本来只是一天的、不甚引起人注目的新闻,成了好几天报纸论坛上驳火的主题,也算是让V的父亲备极哀荣了。

在V的父亲的葬礼上,H跟Y都来了,隔着座席,远远地分据两边,目光跨越中间坐满的社运头人及劳委会官员,偶尔彼此扫视一下,又迴避过去。

V的父亲可以说得上是台湾工运上高大的身影之一。Y及其同志们,对于V父亲晚年受到政府的「招安」深感不满,认为这是对自主工运的严重摧折,也是工运圈头人的堕落。而H正在为V的父亲做传,深深惋惜无法在他过世以前,将作品完成。

在灵堂外面,T抽着菸,他曾经跟随着V,以及V的父亲,在桃园为新的自主工会开疆拓土。我问他对于H及Y之间争执的看法。

「他晚年做的事情,他本来就应该要接受批评,这个也没有什幺好说的。然而Y这些人也常常只是会打嘴炮而已。」

在败选后,前几天的闭门检讨会议,不知道是不是V所引介的,H也是被邀请出席的学者之一,而他要求隐蔽身分,所以没有被列在报纸上的名单里面。

「听说你那天在里面讲了很多笑话。」我问H。

「我只是很实在地陈述了他们的困境,大概是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好笑吧。」H说。

那天又在报纸上,看到了分别来自D与W的党务改造论点。而媒体上对于他们那个世代是否能再度崛起的讨论,对于权力流转的想像,远多于他们的论点本身。或许好笑的不只是那扇门里面的人而已。

关于Y。

似乎我一九九一年的时候,就该认识他了,但那时并没有真正地认识。

Y的年纪其实没有大我们太多,那时候他在圈子里很有名。据说他是第一个到广场上的高中生,据说他在高中的时候,就被调查局监控,据说那个时候,学校里面还充满了「细胞」,浮游在液态的人群里面,自由的或不自由的。

一年多以前,Y以及比他更年长的大学生们在广场上的静坐,在那个时候,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,只能算是存档的过期新闻,评价还没有发酵完成。他们的世代离夺权好像还很久,只是没想到之后那幺快就到来了,却又那幺快地全盘崩毁掉。

但无论如何,广场上的嘉年华,开启了我们对革命的想像。那个时候台湾还不流行三百块一件印着Guevara大头的T恤,持有毛语录虽然不再那幺危险但也不再是那幺崇高。我们的典範库里面就是那幺贫乏。

那个时候,念高中的我,在绿色书包的肩带上,用立可白画出了党旗,也在包面上的「建国」两个字上加上了白圈。我的外省父母看到就极不舒服,父亲嚷嚷着说:「不是说你没有自由,可你不能去瞎搞。」他说那是个烂党,我就说你们那个才是烂党,然后就穿上球鞋走出家门了。

那个时候,有这样的三段论:国民党是不合理的;不合理的对立,就是合理;因为被国民党禁止,所以合理。这是粗糙而生猛的启蒙三段论,而在那个时候,虽不中亦不远矣,因为邪恶如此鲜明,世界简单而美好。

我们几个社团的人,混在一起时,就想要在学校搞一份地下刊物,其中有人是Y所带领的学弟,于是跟Y接头上了。

Y的形象是模糊的,只知道他是个英俊修长的学长。他帮我们借了左统小党的会议室开会,帮我们找人印刷,在校庆那天早上,还帮我们在学校週边发送做好的刊物,以避免被校方逮到。

在地下刊物的事后不久,当时结伙起事的朋友某君,就问起我,是否要去参加由Y所带领的读书会,虽然我不太爱念书,更不要说跟一堆人一起念书,但是参与祕教仪式总是好玩的,于是我跟着他去了。

他们念的是Mandel的「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」,那本书迄至现在我尚未真的读过一遍,可是封面的图画我却是约略记得,上面是马克思、列宁、托洛斯基乃至于毛主席等人的漫画图像,整本书引起我兴趣的只有这个封面而已。

(其实我们大多数人,对于成为革命家,比对革命理论的兴趣要高得多了。只不过比较麻烦的是,很多人到了中年期左右还没有认清这点,也没有矫正过来。)

读书会里面,也有几个女中的学生,她们总是穿着制服,深绿的、浅白的、有点透明的鹅黄色的,炫示着青春以及菁英意识的。当然当初我并没有这幺深刻的观点,只是总想看清楚里面的内衣线条。在那个时候,就听说Y极受女性的欢迎。总之读书会并没有令我感到有趣,就只去过了那幺一次。

此后多年,在大学的运动社团里面,才渐渐跟Y熟识起来。Y对于大学生们总是充满魅力,他有着诚恳的眼神,低沉的声线,并在话语里载荷着深沉的理论,用最清楚的字眼说出我们为什幺要革命。

也有很多人总是说,以他当年的名声,他儘可以像是同世代诸人一样,成为政党派系里的新秀,受到培养,可是他没有选择那一条路。所以纵使他树敌颇多,而辗转于不同的派别与组织间,却没有人会说他是个投机主义者。

大学延毕的那一年,大家发动一场成功的反高学费抗争后,却引起了团体内的斗争,学长跟带领社团的教授,指责我跟政党的关係交代不清,试图渗透,还在主编的党的学生刊物里面,争抢运动的功绩。于是他们发起叫我滚蛋的连署书。

在那个低潮的时节,我在学校旁边进步青年爱去的地下室书店里面,遇到了Y。

「我自己在圈子里也曾是很多争议的,我了解你的处境。」Y同情地看着我。那时觉得相当温暖。

没想到,最后声讨的连署书出来以后,Y竟然挂在名单的第一位。

多年以后,不久以前,Y娶了做主播的财团千金当老婆,这引发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里的一番风暴,托派基本教义人士们上纲上线地用e-mail list大发文告检讨他。许多人冷眼看着笑话,但我却觉得没什幺好笑的。人要如何对自己的生命史做交代,其实是个严肃的问题。

关于T。

那年,在Toshi厂,我们花了一个礼拜,做抵挡警察与保全的防御工事。Toshi厂是个将近十年以前就因为业主恶性倒闭,而导致员工集体失业的工厂。愤怒的员工因为索讨无门,于是乾脆佔厂为家,一住就是八年,中间当然也有一批批声援的工运人士。然而,在经过好多次流标,这间厂房却终于被拍卖出去了,新的业主将前来点收。

T跟厂里面的人接头上了,号召我们在最后的关头前往声援。我们在偌大的厂区里面,将老闆遗弃的钢骨台车堆叠成堡垒,用铁丝线一圈一圈地綑绑起来,再用电气钻把大块铁皮钉上去。一整週的功夫,都在进行这样的工作。这是T最喜爱的事情,用身体、用劳动的方式,去感受「运动的实践」。

在最后一天的下午,我们也试投用台啤瓶子做的汽油弹。为了要不要在汽油里面加入砂糖,因为据说这样可以增加火瓶的响度与燃烧範围,阿Da打电话给他菲律宾的朋友们,但菲律宾的朋友们对他说:「我们不会做汽油弹。我们都用枪。」

这个时候T又说话了:「他妈的把汽油灌进瓶子里、把布条塞进去就是了。连个汽油弹都要鸡鸡歪歪。」于是我们就照干了。试丢的效果还不错,一坠地就画出一个好几公尺半径的火圈,连对面大楼上正在用DV蒐证的警察好像都吓了一跳。

大家约定好,分配自己的战斗位置:我跟阿Da负责跟工人们绑在工厂的铁门上,T跟C则在厂房里备好汽油弹与棍棒,如果警察或是保全突破了厂区门口的防线,长驱直入进了厂房,他们就要在里面做最后的反击。

在那天夜晚,T很认真地把一起来声援的年轻人和学生叫过来。

「我知道我们不会成功,可是我们总可以留一点什幺下来。」他说:「如果真的流了血,就会让人家知道,这年头不是所有的工人运动,都是开开记者会,演演行动剧。那些老闆们才会真正害怕。」

第二天上午,当大家都就位了,更多声援的人也在外面把厂房团团围起来,却传来这样的消息:

买下厂房的新业主对工人们妥协了,拿出了若三千万元来摆平,算是替前手的人清偿欠下的资遣费。据说那个厂区土地背后的利润十倍于此,所以他才能够大方出手。

不论是汽油弹或是棍棒,都没有派上用场,不过我还是挂彩了,因为在赶搭工事的过程里一脚踩进了盖板碎裂的水沟里面。

「我们倒成了讨债集团。」T有点无奈地自嘲地说。

在那个晚上以前,我跟T一起到处搞抗争,也像是跟Y一样,有联合有斗争,只不过我跟T联合的时候要多了许多,而斗起来也是直接得很,甚至就拿起身边的家伙干起架来。

一九九七还是一九九八年的时候,我初识他,他还留着骯髒结球的长髮,态度粗暴傲慢,还有一个突兀的大下巴,可是他的表情总像是有把火在脑子燃烧着。

据他自己所说,在广场里面,他只是一个担任纠察队的大一学生,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个子高大,但是当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已经是个胃弱的前中年人。

他也从来不站在讲台上拿麦克风,而总是像个纠察队,在演讲台旁边环绕着,也像是鹰隼一样,从底下环聚的人群里面蒐罗可以被组织的年轻学生,或是面对到警察来举牌的时候,跑到队伍的最前方去大声呛声,用他的手臂挡架。

和T的对话,总是这个样的:

「你们那个党,死抱着还有什幺救?」

「不抱着那个,抱着别的,你就有救吗?」我反脣相讥。

「社运对你来讲,只是玩一票,你能像我们一样,到基层工会去蹲点吗?」

「不管我是不是玩一票,现在还有人为了什幺好处,要来玩这一票吗?拜託你以为现在是八○年代,还是九○年代吗?社运还有政治资本可以攫取吗?」

在「我们那个党」执政以后,社运圈子的人,一度摩拳擦掌,认为党的反动性终将呈现,而对于自主工运等等的发展,将是一个大好消息,因为运动不再会被党所吸附。可是所呈现的结果是,更多的社会力,被吸附到两个政党对立挤压的锋面上,所有被我们认为是真实议题的议题,都更加隐没。

我总是觉得,T把运动当作一种个人性的救赎,耽溺在纯化过后的心志之中,并且忽视其中现实感的缺乏,以及潜在的矛盾性。然而,常常正是因为他这种偏执,而替他带来强大的说服力,或者说,是一种从心底下让你必须要去接受的胁迫感。

我跟T的对话,藉用政治不太正确的比拟,常常让我想到三岛由纪夫与石原慎太郎的争辩。石原总是觉得,三岛的姿态,或多或少来自于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无能。但是最后,走入政治的拳击少年,真的击倒了挥舞着武士刀的浪漫幻想者吗?

关于C,跟我们一起在Toshi厂参与抗争的C,他是个嬉皮性格多于革命色彩的人。对于广场上的事,他最爱回忆的,就是蹲在后台吃蚵仔麵线,斜着眼看台上的总指挥讲得慷慨激昂。

他对于这个世界似乎也总是这样斜着眼看待着的。

「你看,那只大声公,就像是他的老二一样,他在那边讲得口沫横飞,无非就是想把他的精液,像口水一样喷到台前的女生身上。」

这就是C的运动史观。

T一直关心的好朋友,却也是让他深刻地觉得被背叛的,是V。

他总觉得V过去跟他说,要在桃园建立出长久的工运基地来,要实现真正的工人参政,都变成了空话。

关于V。

他跟他的父亲一样,有像熊一样高壮的体格,但是V的父亲形象鲁直刚猛,而V则总是充满了狡黠与智慧的神色。

V离开工会之后,到青辅会担任高级官员。他不像其他很多人,跑到劳政系统,即使新任的劳委会主委请他担任办公室主任,他也迟不前去。据T的说法,V总想摆脱父亲高大的阴影,走他自己的路。

「你们那个世代真是太过高傲,常常看到有人这样讲:在野百合之后,台湾就没有学生运动了。但其实这真的是狗屁,野百合只不过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东西,而在九○年代后半以后的学生运动,我们反对高学费、批判智慧财产权、争取打工时薪提昇,但野百合世代的人,还要说我们只会争取自己的利益。」

「没错,你说的没错。但说这幺多,你无非就只是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而已。」

V总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出事物的重点来。

有时,我会有一个错觉,像是Y或者T,他们这些彻底拒绝跟我们这个党有什幺关係的人,除了唾弃党进步性的退化以外,或许在深层的情感因素上,也因为这个党始终摆脱不去它的族裔色彩,虽然这其间已经经过无数次「族群融合」的宣称。

曾经,作为一个外省人,怎幺样正当化自己,在罪愆与反动,这两个我不太愿意靠过去的端点之间,寻找一个适恰的位置,是我自定的政治行为主题。

在二十岁出头、台语还不是那幺轮转的时候,我就入党了,那个时候,在小型的聚会里面,骂起外省人来,还不是那幺遮掩,而每每用国语发言,也总是会被小小地消遣一番:「是不会讲台湾话喔?」

这样的事情,倒也并不是单方面的。十七岁的时候,在即将要拆除的旧社团办公室门柱上,用黑色喷漆乱喷乱画,写上「台独万岁」,结果整批人被叫到训导室去骂,带着北方口音的教官特别指着我的鼻子说:「你不是外省子弟吗?台湾话会说几句?跟人家搞什幺?」

所以,或许就是因为曾经在这样的进退失据中间,我对于D会充满那样深厚而非基于理性的嚮往。

关于D。

虽然也认识了许多年,但D对我来说,与其是个具体的前辈或朋友,更不如说他是我曾经学步的对象。

就某些角度来说,他实在是太过典型。他是外省人,而且在执政以前,就明明白白说出党的「河洛沙文主义」。当然,更因为他拥有直言批判的特质,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是如此。

在二○○一年,某个电信集团因为溢收大量款项,我跟朋友小Ma搞了个工作小组,自告奋勇地代替众多知情及更多不知情的苦主去讨债,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,我们最后的策略,是找上政治人物开记者会,以大量商誉的损失作为最后的武器。我第一个想到的,就是找上在市议会的D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着他,一字眉底下,锐利的眼睛直直地冲着人看,好像他看谁都是那个模样,很多人说他看起来凶悍,但我总是觉得这样的眼神,其实带有年轻人的憨直。

助理跑过来跟他说,电信集团的老闆,透过公关经理告知办公室,如果这个记者会真的要开,那就要动用社会关係,把他在选区的票抽走。我们心想,大概这个行动要告吹了。

但他却马上打断了助理的话:「胡说什幺。他要抽得走就随便他。」

后来透过D,到了派系的办公室去工作,那个时候在党里面,派系还没有如此被汙名化,我跟几个更年轻的朋友,也在底下成立了工作室,协办青年组训的营队。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要追随上D的脚步。

「其实D最近不是很喜欢你。」某天有人这样告诉我。

「真的吗?」

那人辗转又说了许多理由。D的作风是谨慎的,对于年轻人的冒进、急躁,观感很差,又何况还有其他人向他汇报我的种种不是。

那之后不久,我就摸摸鼻子离开了。

在前年党内缭乱的风暴以后,D也受到严重的打击,一向敢言的形象,从他的资本,变成了包袱。

在立委初选开始以前,我途经青岛东路,与同样骑着机车的他比肩而遇。他大声呼唤着,在路边将我拦下。

「最近在忙什幺?你在市议会当某某的助理吗?」他说。

「没有,没有,我已经辞掉了。」我暗想,难道他是要召集竞选的人马吗?所以连忙这样对他说。

「嗯嗯,有空再聊聊吧。」

不过最后D还是没有找上我。

我始终不知道D对我确实的观感怎样,也不好去直接问他什幺。

不过,对我来说,他既然是作为一个年轻时代的内心典型,他对我好或不好,欣赏或是厌憎,其实也不太重要了。

比较可惜的是,我并没有机会,从更近的距离,去检视自己青春的梦幻,是不是足够真实而已。

我常叫住在万华的H,投票给D。H总是对我嬉笑怒骂地说:「你们外省人就是这样。」但是他当然还是都投给了D。

而相对起D来,我与W的相处就具体得许多。

关于W,他们都说他是那个世代的指标,虽然我并不很明确地知道,他是否曾在广场里扮演过什幺样的角色,可是那个世代的光环常常归属于他,指责与批判当然也是一样。

其实更早一点,我也常常觉得,因为W个人的成就,而致使其后投入党怀抱的年轻人,都把自己的目标与进程设定错误了。大家都期待着在二十几岁的时候,就能站在聚光灯底下,分享人民的万千宠爱。

但无论如何,在二○○五年底以后,W的好运好像似乎终于用光了,又因为与领导人意志的相左,党的基层支持者还封给他「背骨囝仔」的恶称。

在这个时候,透过朋友的介绍,W找我去帮忙他的党内初选。我们约好三更半夜,在他募资所开的自助旅行俱乐部地下室,进行深谈。

我早到了一些,等待少顷,W便从黑暗的巷道里走了过来,向我挥挥手。正要走进去的时候,他摸摸了裤子口袋:「忘了带钥匙耶。」

W抱歉地摊摊手微笑,然后他说,那我们就只好爬进去了。然后他真的开始翻越栏杆而上,个子不高的他,稍微在台阶上顿了顿,我用手帮了他一把,把他推了上去。

「我不否认自己曾经因为时代的浪潮,因而站了上去,不过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。」那天谈话即将结束时,他对我说:「在现在这个时候,我也还原到原点上了,我们不妨也从自己的初衷出发,好好打这一仗。」

于是,雨下到让一切都发起霉味来的三个月里,我们併肩展开了一场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。

W让我挂着他竞选办公室主任的身分,替他打理文宣事务,召开记者会,也跟他一起撰写陈述理念的小册子。一度作为天之骄子的W,他的竞选班底,要比起想像的小了许多,扣掉在外面经营组织的同仁,所谓的竞选办公室,也只有两个人而已。这场战役里面,我曾经连续七十二个小时待在办公室里面,只为了在短暂的时限之内,把一批批的竞选广告搞定。

对我来说,这不仅是为了W,更是一场试图扭转时代的风向的战役。就像是「20世纪少年」里面的名句一样,我们想要夺回那个标誌,夺回那面党旗,而我终有机会站在战斗的前沿,浑身充满狂热感。这样的意象当然有一点自我膨胀,不过选战的艰辛,难免需要一点这样子的精神来支撑。

在民调开始进行前的下午,我们难得有休息的时间,偷空在办公室旁边坐着喝杯咖啡。他谈到前一天在call-in节目,站在党领导人一方而修理他的、与他同期的年轻学者X:

「X以前在学校的时候,总是自许为真正的左派,而说我们都是缺乏进步性的议会路线分子。但是他现在却选择这条路,在这个时候加入了更错误的一边。」W带点感慨的说着。

「其实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政治市场上的理性抉择而已。X料想他的同世代人,过去的进步学者,都选择了批判的区位,而把这幺一大块巩固领导核心的市场让出来,他大概觉得马上抢进,可以取得代言人的位置吧。而他的确也成功了。」我对W提出我的分析。

「或许吧,」W苦笑:「但我并不会因为市场,就去选择那一块空间。」

前几天,H跟我喝酒的时候,我跟他说到,要写这样一篇文章。

我跟他抱怨,要在文学上採取特定的政治立场并且保持优雅,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所以除非面临一定程度以上的愚蠢或残暴,很难有什幺精采的表现。另一条出路就是你加入愚蠢或残暴。所以在propaganda与犬儒之间,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。

「难道你要去写一篇propaganda的东西?」

「倒也不是吧,我只是想要试着不那幺犬儒而已。」

H听了,并没有对此做什幺评论,他只是一贯嘻皮笑脸地说:

「那你不要忘了把我写进去。」

当我从酒醉里面醒来的时候,看到不知道是H还是我自己留下的纸条:

年轻人保守化。(说他们,说我们,还是真的更年轻的?)

唯发展主义。(九○年代以前,还是选后的现在?)

现实主义感。(是要现实主义,还是要现实感?)

遗产(谁的?有人死了吗?)

我们有谈到这些玩意儿吗?

可以确定的是,是喝醉的时候写的,不光是因为字体歪斜而已。

在下一场雨来临以前,在中间乾涸的日子里,有关雨水的记忆,或许也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。

──刊载于2008.05.19-21《中国时报.人间副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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